张孝德

   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处在学习与借鉴工业文明的遗产过程中。但同时也开始遭遇到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弊端。这就迫使我们不能等到西方式工业文明走到尽头时，再启动对新文明与生态经济的探索。

    １．资源环境的难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

    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分析出发，曾把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本矛盾。其实，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困扰当代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最大矛盾与难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从经济学原理看，困扰工业文明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起始于西方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并没有把资源与环境看作工业化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对待。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由于无法对具有公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无法内生为工业经济必须补偿的成本。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补偿的缺失成本，构成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

    维系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等价交换，如果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等价交换，那就意味着存在垄断，要保证市场效率与正常运行，就必须通过反垄断不断地消除不等价交换。维系宇宙物质变化的规律是能量守恒定律，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也必须遵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模式。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其规模尚小，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并不构成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当工业化发展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自然承受的边界时，这种工业化模式则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安全的主要矛盾。

    ２．目前的环境保护仍未走出污染输出的外部治理模式。

    从全球范围内看，环境与资源问题在发达国家达到了很好治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成为能源与环境问题重灾区。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环境与资源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不可否认，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环保政策的调控下，通过强化对环境监测、增加对环保技术投入等一系列措施，降低了能耗，改善了环境。但是这绝不等于环境与能源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这种环境的治理模式仍然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工业化模式前提下的“外部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未触动工业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财富，在工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建立起治理系统，来消化工业化造成的外部成本。这种对污染的治理方式，是在保持原生产流程与生活方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环保和技术的投入，尽可能实现清洁化生产。这种外部治理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人均消费能源绝对量的增长。美国的ＧＤＰ在１９９０年是５．４万亿美元，到２００７年增加到１３．９万亿美元，增加了２．５倍。人均ＧＤＰ在１９９０年是２２３８０美元，到２００７年达到４６２８０美元，增加２倍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信息经济，曾被认为是一种走出工业经济困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为信息经济是以知识要素为资源的新经济，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ＧＤＰ的大部分来自低能耗的知识产业与服务业，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所消费的物质产品并不全是低耗、低碳的知识产品。就人均消耗能源与物质财富而言，不是降低，而是增加。

    二是外部输出污染的治理模式。目前发达国家拥有的良好环境，是通过产业转移与污染输出解决的。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美国人均ＧＤＰ增长了２倍多，而同期美国的贸易进出总额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增加了９倍多。在美国进出口结构中，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全部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了６．５％，服务贸易至少已占美国出口价值的３８％。而在美国进口结构中，主要进口的是能源和高能耗的产品。进口石油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美国经济中每年实际资源消耗约占世界资源总产量的３０％。美国最大的前２０位石油供给国中，有１５位同时列于美国最大的３５个贸易逆差国之中。这些数据说明美国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金融服务业，形成了财富的快速增值，然后美国再通过国际贸易，将这些ＧＤＰ变成了满足高能耗消费的物品。如果单纯从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看，他们的ＧＤＰ是绿色的，但是从生活方式看，属于高耗能的高碳消费，这种消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

    ３．环境与能源问题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无解。

    西方工业文明从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对其不断的批评声音。其间不仅经历了１９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还经历了２０世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批判；不仅遭到了西方后现代哲学家对西方工业文明文化层面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环保主义者的批评。但是西方工业文明，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后，成长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特别是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背景的衬托下，使经历了２００多年的西方工业文明，似乎变得越来越完美，西方式的工业文明成了全世界认同的能够给未来人类带来福音的普世文明。美国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和标杆，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成为尚未实现工业化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频频发生的威胁当代人类文明安全的环境问题与恐怖问题，都是发生在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地区。这些问题的存在，似乎又在佐证与强化着这样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文明安全与生态环境的隐患，其根源就在于西方式文明尚未普及到全世界。其实在这个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无法解决的不公平，这就是西方工业化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他们买单。

    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按照“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演化着另一个逻辑：这就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下，占世界人口１１．２％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入为主的优势与强势，通过外部治理与输出来解决他们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那么目前进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占世界人口４０％的中国、巴西、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如法炮制，通过输出工业化成本来保护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那么当代人类文明则会陷入一种击鼓传花的恶性循环中。总有一天会传不下去，到那时承受这种爆炸式外化成本引发的文明灾难，并不是那个接花者，而是整个人类。

    这个严酷的现实说明，人类文明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在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无解。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文明模式的创新。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9月7日）